1998.7.19 a
1998.7.19 a
尊敬的傅高義(Vogel)教授﹕
最近讀了您的《與中國共存──21世紀的美中關係》的中文本，收益
很大，但其中有一個您強調了幾次的觀點，我作了些思考。請原諒我
寫信給您、向您請教。
在著作中您提到﹕「美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並未對違反人權表示關
注」，「現在為什麼變得越來越講究意識形態？」您又問﹕「自相矛
盾的是﹕70年代初，當上百萬中國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或被遣
送勞改營時，美國對中國侵犯人權未加重視；如今中國變得開放多
了，這一問題卻成為美國新的關注焦點。」
我的看法是﹕
一、不錯，70年代前，對於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國家侵犯人權的行為美
國更關注的是蘇聯，批評最多的也是蘇聯。這只是因為那時的蘇
聯是人類自由和尊嚴的最直接、最龐大、最危險的敵人，它是布
爾什維克專制制度的輸出國。中國共產黨僅僅是它的學生。中國
文化大革命對人權的迫害，正是在保衛列寧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
口號下進行的。只有首先解決了蘇聯的問題才可能解決其它共產
專制國家的侵犯人權問題。毛澤東的哲學說﹕在事物的諸種矛盾
中，必有一種為主要矛盾。在解決了主要矛盾之後，次要矛盾便
可迎刃而解。即使依據這個哲學，那時的美國首先關注的是蘇聯
而不是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千百萬的中國人人權遭到迫害，
美國未加重視」，其實更根本的原因在於那時的中國人民自身從
整體上說還沒有覺悟。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加於自己身上的迫
害是一種制度性的迫害。他們更多地把它理解成一種對個人的委
曲，一種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冤案」。比如，遇羅克、張志新是
文革中一般群眾受迫害的典型事例；劉少奇是共產黨高官中受迫
害的典型事例。但我們可以想像，若那時的美國政府以他們的案
例為由譴責中國政府迫害人權，則一定不會受到他們的歡迎。他
們不會因為這種迫害而要求改變共產極權制度以維護人權。就拿
「李一哲」來說，我們因撰寫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字
報而遭到迫害，但我們同樣不會歡迎美國政府的聲援，因為我們
那時會說﹕「我們要求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而不是資產階
級的人權。」這就是文革中一般中國人民的覺悟狀況。在這種狀
況下，要求美國政府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權，是苛刻的。
三、中國人民在人權問題上的覺悟劃時代的標志，是1978年底北京
「民主牆」上出現的中國人權同盟任畹町起草的《中國人權宣
言》。《探索》雜誌魏京生撰寫的《人權、平等、民主──再論
第五個現代化》和貴州啟蒙社黃翔起草的就中國人權問題致卡特
總統的信。
這些文件和信件出現在這時的民主牆上不是偶然的。民主牆是中
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年為清算和反省文化大革命而自發形成的
一個園地。在這個清算和反省中，中國的先進青年們已經發現，
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萬的迫害個案，並不是因為林彪、四人幫或
毛澤東個人有什麼神通，而是共產黨專制的制度使然。是這種共
產極權的制度使人民處於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悲苦無告的地位。
林彪、四人幫、毛澤東也正因為憑借了這個制度，才得以為所欲
為，無法無天。
因此，要保障人權就要改變制度，這是民主牆的結論。我們知
道，民主牆的許多老戰士甚至民主牆本身與鄧小平是有過一段對
四人幫和凡是派的統一戰線的。鄧小平很歡迎這個統一戰線，他
曾熱烈讚揚過民主牆。但他們很快就分裂了。分裂的原因，就是
上述的結論。鄧小平在一個短暫的時期，是這個極權制度的受害
者，但他很快就成了這個制度的第二代代表者。他的階級利益不
允許青年要求改變這個制度。
黃翔致卡特的信呼籲這位美國總統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這是順
理成章的。中國的人權當然要由中國人民自己的奮鬥來爭取，但
也必須要有國際的援助，正如孫中山、李大釗當年也呼喚國際的
援助一樣。鄧小平訪問美國。卡特總統很高興地對鄧小平說，他
看到了這封信。這封信來自中國人民。他願意幫助中國人民。這
就是美國政府對華人權外交的開始（請參閱那時中國的《參考消
息》）。這也可以回答您和許多美國知名人士關於為什麼美國政
府在中國文革時沒有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卻在中國開始改革之後
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的疑問。你們可能忽略了這段歷史。
四、您提出了個疑問﹕中國政府經歷了1989年「6．4」的鎮壓後，現
在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了，為什麼美國政府還要把關注的焦點集
中在人權問題上呢？
我的看法是，中國的狀況，包括它的政治狀況的確有了很大的進
步，這是中國人民近20年來艱苦奮鬥的結果。但我們要問，中共
對中國人民的極權統治，從任何方面的本質特徵來看，它發生了
什麼變化沒有呢？它放鬆了一點對人民出版自由的鉗制了嗎？它
放鬆了一點對人民集會結社的鉗制了嗎？它放鬆了一點對異議人
士的人權活動、政治活動的鉗制了嗎？一點也沒有。
對於這些鉗制，有人喜歡拿它與林彪、四人幫時期相比，證明多
少還是寬鬆了，進步了。但比胡耀邦時期，甚至趙紫陽時期又如
何？那還是嚴厲了。這說明中國的人權狀況在「6．4」以後至今
的確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起碼還遠沒有恢復到胡、趙時期
的水平。我們也看不到江澤民集團願意恢復到這個水平。他們要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喜歡為中共辯護
的中國「學者」，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總是拿江澤民的統治與林
彪、四人幫法西斯統治相比以證明「進步」，而不敢與胡、趙相
比。他們這樣做本身就是把江澤民歸到林彪、四人幫一類去了。
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目前政治狀況的任何一點進步都是中國人
民的奮鬥和國際的關注、壓力的結果。為了中國的繼續走向實質
的進步，就要保持這種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和壓力，而不是轉移
它、取消它。任何以「中國人權有了改善」為理由要求取消國際
社會對中共的壓力，都是不利於中國人民而只有利於中國的統治
者的。
當然，美國和各西方國家有他們的國家利益的考慮。那麼政治家
和學者就坦白說這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國家利益好了，最好不要把
中國政府描繪成「開放多了」，好使自己與中國政府握手時心情
愉快。因為我們明明看到的事實是，從上海到北京、到廣州、到
重慶、到全中國的幾乎各個省市，共產黨極權政府今天還在不斷
把一個又一個和平表達反對意見的人士關進勞改營裏去。
我不知道我的這封信是否有點道理。我相信您會很歡迎各種意見的討
論的。
王希哲 1998年6月12日
附註﹕傅高義(Vogel)教授是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江澤民
訪問哈佛的邀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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