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7.15 c
1998.7.15 c
中共最近媒體標榜農村民主文明政治，我不得不談兩句公道話了。 在歐美，直接民主選舉，的確為社會政治生活注入了生機和活力，從 而促進了社會文化事業的極大發展。然而，社會政治文明，並不是這 種直接民主的結果，而是來自人民群眾的政治自由的政治權力。直接 民主的優越，也不在於它的直接民主的形式，而在於它的公平競爭的 競選制度。 我們有什麼事實來證明這一點呢？還是從中國鄉村的基層民主談起 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從秦朝到中華民國，兩千多年時間，資 本主義地主制經濟同租佃農民的矛盾，始終沒能得到解決。只有中國 共產黨解決了這個矛盾。 然而，在地主制經濟條件下，像南霸天、黃世仁、劉文彬那樣的地主 惡霸，畢竟是極少數，所佔比重微乎其微。如果說地主殘酷剝奪了中 國農民，如亞當斯所說，那只是價值規律在起作用，是勞動力過剩危 機的結果。 近20年，中國農村的經濟承包，使農業發展很快，卻也產生相當多的 農村惡霸。他們比舊社會地主惡霸在農村中的比重要大得多，並且要 惡劣得多。舊社會的地主惡霸變成了今天村幹部惡霸。 另外，舊社會的地主，大都十分節儉。而今天的村幹部奢侈的比重比 舊社會的地主要大得多。當然，單從生活富裕上講，現在的農村村民 大都比過去的地主生活好。我們所說的地主節儉，是同當時的佃農相 比的。我們所說的村幹部奢侈，是同一般的村民相比的。我們所說的 村幹部比地主奢侈者比重大，也是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得出的結論。 也就是說，今天的村幹部比舊社會的地主更腐敗，村幹部比舊社會地 主的腐敗比重大。 我們知道，從秦朝到民國，農村基層政權都是沒有民主的，然而腐敗 和惡霸都是有限的。儘管如此，地主和農民、農民和統治者的對抗性 矛盾總不能調和，暴力革命在所難免。 今天，中國村民民主了，也是直接民主選舉村幹部，而村幹部則有更 多的吃、喝、拿、佔的特權。這在道義上都是不允許的，只能靠村委 幹部的道德良心辦事。村民對他們的劣行沒有什麼發言權，顯得極其 無能為力。 這樣一來，農村一旦出現大惡霸，比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彬還大的 惡霸，老實的農民只有在矛盾極具惡化、被逼無奈的情況下，才會上 告到鄉裏，鄉裏解決不了，才上告到縣裏，縣裏解決不了，才上告到 省裏，省裏解決不了，才上告到中央。 事態鬧大了，影響極壞，涉及到黨的形象和基層政權的鞏固，上層權 力機關才開始重視，希望事態發展不至惡化，從而採取果斷措施，鎮 壓惡霸，打擊腐敗。 這些農村惡性違法犯罪行為，在舊社會都不多見，農民想鬥敗惡霸竟 然那樣困難。社會上竟然發生那麼多類似楊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真 是傳統文化的極其「發揚光大」。小小楊乃武和小白菜，使300清朝 各級官員免官丟命，可見廉政之嚴。然而，中共卻不過是殺雞給猴 看。 如果村民們果真有權的話，不為村民辦事的人是當不了村長、做不了 村委會成員的。不為村民辦事，就會被村民罷免的。不等村委會成員 或村長腐敗就解決了問題。於是，惡霸難以產生，也不用勞動政府來 解決問題了。我不相信，村民如果有權的話，那些農村惡霸能霸過村 民大會。如果村民無權，直接民主選舉並不是包醫百病的萬能良藥。 可見，中國農村村民沒有權，還是要靠黨和政府的恩典，出了問題， 村民們難以解決，還得靠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那個村民的直接民主 選舉是真實的，然而其用處太小了。 村民除了選舉權和說話權，什麼權力都沒有了。選舉了農村土皇帝、 土宰相，一切都由皇帝說了算，難免要出問題。 實際上，村幹部由村民選舉產生當然很好，由黨和政府指派也可以。 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不是在於村幹部的權力大小，而在於這種村幹 部的權力和權限必須由村民大會授權，而且，村幹部在向村民匯報工 作時，必須由村委會裁定村幹部各項工作的合法性，村民大會必須有 權否決和重新決定村里的各項工作決定。所謂重大事項由村民通過， 是徹頭徹尾的騙人的空話。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和法律標準，重大不重 大只不過村幹部們說了算。 農村基層政權尚且如此騙局，至少還有一個村民直接選舉，縣級以上 的民主和政權建設還讓我說什麼呢？
1998.7.15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