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的演講和北大學生對他
的提問聚焦了世人的目光，也引起了熱烈而廣泛的討論。雖然，「波
士頓抗議江澤民訪問哈佛聯合行動委員會」已經由王希哲先生在《送
江澤民》一文中宣佈完成使命而解散，但今天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的提
問再次涉及到了那次自60年代美國人民反越戰以來發生在哈佛校園中
的最大抗議示威活動，那麼，我仍想代表該委員會，就那次抗議示威
活動以及這次北大學生的提問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和北大的朋友們作一
次誠懇的交流。

有一個事實首先需要澄清，去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訪問美國
哈佛大學時，抗議活動的主體是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事實上，主持
江澤民演講會的哈佛教授傅高義被迫向江澤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聯合行動委員會「十問江澤民」（王希哲先生執筆）的第一問。
之所以要澄清，是因為提問的北大學生似乎並不了解這一重要事實，
不然，問題不應該是「今天您來到這裡，如果有中國北大的學生遊行
抗議，您將如何辦？」而更應該是「今天您來到這裡，如果有美國人
遊行抗議，您將如何辦」。這兩個問題的差異是本質性的。之所以沒
有美國人在北大抗議克林頓的來訪，原因是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因
為，美國人民的民情、意願，包括和執政者不同的政見，已經通過國
會、各級議會、媒體、各級政府的換屆選舉，甚至激烈的抗議示威活
動等不同的渠道表達出來，從而進入民主決策的程序中。他們不必要
等到國家領導人到了外國，在外國的土地上才有機會公開抗議他們所
反對的政策和制度。倘若，中國也像美國一樣，人民不會因言論和思
想獲罪，不會因抗議示威而遭屠戮，民意可以反映到政府的決策過程
中，又有誰願多此一舉，在別家的國土上抗議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呢？

北大學生提出的這個問題，一來大有責備美國政府沒有阻止哈佛的抗
議活動之意；二來為北大學生未能報復一下克林頓而憤憤不平。事實
上，當時的克林頓和現在的江澤民一樣，十分不願意自己的客人難
堪。為了中國政府對美政策的需要，恐怕即使北大的學生想報復克林
頓，中國當局也不會允許。然而，在自由民主的國家，各類抗議活動
都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政府無從強制。用此來責備美國政府，只能
說明提問的學生對民主生活的無知。

還有一位北大學生大談「中國人民的自由選擇」。我要問﹕中國人民
何曾有過真正的自由選擇？中國共產黨從蘇聯搬來至今還要堅持的制
度，是中國人民「自由選擇」的嗎？中國的當權者把改革的代價和風
險一股腦地推給了一般老百姓，又是中國人民「自由選擇」的嗎？這
位同學把「集體選擇」和「個體選擇」的概念混為一談了。一個國
家，只要它是不民主的，亦即其個體是沒有選擇自由的，其所謂的
「人民的選擇」只可能是統治者的選擇。這是民主理論的ABC，真不
知北大的「德」先生該作如何感想！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但從來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不
然，中國早就統一了，今天談論「統一」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因此
用美國的夏威夷做類比是不恰當的。這不過是非常基本的歷史事實認
定、簡單的政治法律知識和邏輯推理問題，不知北大的「賽」先生又
該作如何感想！作為中國大陸最優秀的年輕知識精英的北大學生，似
乎應該對中國近代史做出獨立的解讀，應該對台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
況做全面深入的了解，對中國應該統一在甚麼樣的制度之下，做出符
合歷史、符合邏輯、符合兩岸人民福祉需求、符合世界文明標準的判
斷。事實上，中共官方的緊箍咒一旦解除，正確的判斷便不難得出。

人權是去年我們抗議江澤民活動的主題。我們譴責江澤民所代表的中
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半個世紀以來所有踐踏人權的罪惡，我們反對中
共政權為其繼續實行專制統治做辯護的「養豬人權論」。江澤民在美
國所極力兜售的「中國人權觀」把中國人描繪成一群只須要喂飽飼料
的牲畜，強調中國人「吃飽飯」和「自由說話」不能兼有，試圖說服
西方人，中國人不能像美國人那樣享有天賦的人權。本質上，這是中
國領導人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但是，我們萬分遺憾地看到，當
美國的總統告訴中國人，他們和世界上所有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應該
享有人權自由民主時，一位試圖表現得十分愛國的北大學生竟然起而
表明和江澤民一樣的歧視中國人的「人權觀」。他要表達的意思是，
「你要我們不作奴隸嗎？我們偏要作！」我真是不明白，如此愛國，
愛的基礎又在哪裡？如果和政府保持一致才是愛國的，那麼，北大人
一直引以為傲的「五四」運動便不是愛國的。

北大學生向克林頓提出的問題中，幾乎沒有一個不準確地反映了中國
官方的需要，而且所涉及的方面正好和北京當局要向克林頓施壓的範
圍吻合﹕台灣問題、美日聯保問題、人權問題等等。我們對這種和官
方高度的一致性並無驚奇，只有難以抑制的悲哀。悲哀於共產黨的專
制機器仍相當程度上有效地在中國製造著集體性思維。也悲哀於舉世
寄望的「北京之春」之「溫暖」「寬鬆」氣候下，居然發不出半點不
同的聲音。我確信，這不是北大的錯，更不是北大學生的錯。我同時
也確信，上面所指出的知識貧乏和邏輯思維能力欠缺絕不代表北大的
水平。這只能說明中共當局的政治高壓依然殘酷，「北京之春」充其
量不過是「早春二月」。

今天，我的心情與去年抗議江澤民時一樣沉重，當時的心願也沒有絲
毫改變，那就是，期望有一天，中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地表
達意願，海外萬千的中國學子可以和自由的美國人一樣，揚眉吐氣地
歡迎我們來自自由的民主中國的領導人。為了美好的這一天，我們真
誠地願意和北大的朋友共同努力。最後，我想用去年我們致江澤民的
公開信（由北大校友胡平先生執筆）中提出的原則與北大的朋友共
勉，那就是「我們只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我們堅決反對只能擁護的
政府。」（1998年7月1日於美國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