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7.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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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教訓」在哪裏 1998年5月印尼的學生湧上街頭，焚燒現任總統的畫像，要求實行政 治改革。而長期對社會現狀不滿的民眾則藉機發動騷亂，縱火、搶 劫、襲擊華裔……。議長及議會主要成員紛紛勸告總統退位，以平息 事態，而軍方這時卻顯得異常冷靜，始終恪守中立。最後現任總統宣 告下野，開槍造成數名學生死亡的軍人也受到了追究。這一事件普遍 使人聯想起九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數百萬學生和市民 舉行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敗、實行民主。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 內的改革派官員公開表示同情學生。一些人大代表則呼籲召開人大特 別會議，罷免總理李鵬，而正在國外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也聲明國 務院戒嚴令實屬非法，要立即回國追究責任。於此同時，執行戒嚴任 務的軍隊大多同情示威民眾，抗命不前。最後，躲到上海操縱政局的 鄧小平只得調動不明真相的駐疆部隊入京動武，製造了震驚中外的 「6．4」屠城血案。事後，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監獄，或逃亡海外， 同情學生的官員則受到整肅。 人們看到，在這兩場政治衝突中，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1989 年中國軍隊也像印尼軍隊那樣採取中立，那麼鄧小平、陳希同等人可 能當時就落獄秦城，而原本無足輕重的江澤民也無緣梳頭進京登場 了。難怪鄧小平、鄧樸方父子在「6．4」血案後急著親自拜謝戒嚴部 隊將領。畢竟還是機槍、坦克管用，看這班學生娃還敢摔瓶子罵我老 鄧。解放軍雖由國家財政供養，從不開支中共經費，卻只聽命於中共 軍委掌印者。誰執軍印，誰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運，政治局或人 大常委會都無法與之抗衡。胡耀邦、趙紫陽雖曾高踞總書記之位，但 在軍頭老鄧面前仍只是賤臣。所以，如果不先解決軍隊指揮權的問 題，政治改革便是空談。若要真正體現「黨指揮槍」的原則，就應將 軍隊指揮權從軍委核心人物手中轉交給政治局，這樣才能防止任何人 「挾軍權以令中央」成為獨裁者。當然，軍隊最終還得完成由「黨有 制」向「國有制」的轉變，轉由人大常委會掌控，使其服從人民意志 而不是黨的領導集團的意志。一旦將來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委員會都 實行直接選舉制度，誰還有能耐與民為敵？近年來民運人士曾發表呼 籲書，要「汲取『6．4』血的教訓」，那麼「血的教訓」在哪裏呢？ 答案是軍隊當時唯鄧氏之命是從。 誰是中國民運領袖 1989年春夏之交席捲中國的民主運動，其規模遠遠超過1919年的 「『5．4』運動」。這場運動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蘇聯、東歐 諸國的人民受其感召，起而推翻共產黨強權統治，嘗試建立新體制。 有人提名趙紫陽得諾貝爾獎，只因他拒絕下令鎮壓學生運動；《時 代》週刊把化名「王維林」者列為世紀偉人，只因他隻身勇擋坦克車 隊。儘管中國還曾有過1976年的「4．5」、1979年的「民主牆」以及 1986年學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畢竟只是在1989年才看到中國民 眾同共產黨當局如此對立的浩大場面。凡在「6．4」發生時逃亡海外 者，只要被確認身份，即可獲得庇護和濟助。那時只要誰捧著募捐箱 跟著聲援隊伍走一圈，或者跟人說他要籌款撫恤「6．4」死難者家 屬，便能立即得款數千數萬。在流亡人士中，凡稱自己是學運、工運 「領袖」、「指揮」、「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賓，看作是明日中 國政壇明星。於是一時間這樣的明星便多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如 果中國民主運動真有這麼多「領袖」或具有領袖才幹者，那實在是一 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們又聽到21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的兩位到了海外之後的驚世之 語。一位說自己當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發生，因為只有流血，才能 讓世界看清共產黨的猙獰面目，而其本人則因將來有重要使命故不能 犧牲；另一位經三思後遂反其道而行之，宣告其對「6．4」負責，因 而愧對死難者。這兩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於群眾運動之上的特殊位 置，似乎他們當時真的能夠控制局勢，並能主導那場席捲全國的運 動。雖然共產黨也一直說「那場風波」是由境內外少數敵對份子策動 的，但絲毫不能佐證當時的形勢能為這兩位青年的主觀意願所左右。 我們很遺憾，中國民主運動一直缺乏一位像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那樣 具有全國號召力的領袖人物，原因或許並不在民運人士個人的才幹、 獻身精神以及輿論造勢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面。那麼為什麼即便已有 多位民運人士被提名諾貝爾獎或被頒授「傑出民主人士」之類的獎， 也未引起國人的景仰和關切，甚至有的還未曾記聞其名？道理很簡 單，中國社會缺乏長期的有組織的公民權力運動及其廣為民眾推崇的 活動家。公眾不可能輕易接受任何一個對他們來說仍是陌生的，而僅 從外國電臺中聽到過的人，並認其作自己的領袖。何況一些民運人士 只是在被判罪或被通緝之後的國際聲援下始為海外所知，而且儘管如 此，人們對其以往活動的實際影響力依舊不甚了然。 推動公民權利運動 記得1989年示威學生曾推出一位發表過自由化言論的天體物理學家當 他們的「精神領袖」，不料這位科學家並未站出來帶領他們。當戒嚴 部隊的槍聲一響，科學家便只顧偕夫人悄然躲進美國大使館；來到大 洋彼岸之後，科學家也未與民運為伍，而是一頭鑽進了實驗室。科學 家夫人亦教導流亡的學生領袖不要參加民運，更不要加入民運組織。 也難得乖學生未負厚愛，旋即轉向眾人鄭重宣佈其志已定﹕學好知 識，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準備將來回母校當校長。也許當年的示 威學生們今日見此情景會跌破眼鏡，直呼自己幼稚。其實他們當年未 必有多少合適的「領袖」人選，因為那時找不到一位是他們耳熟能詳 的久經磨練並在民間廣有號召力的活動家。民運界向來不乏尋覓「領 袖」和爭當「領袖」的熱情，只是很少有心致力於在中國有效地組織 持久的公民權利運動，以爭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勢力。光有當領 袖的抱負是遠不夠的，還得有實際的組織才幹和國內的政治基礎。專 制制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勝任民主制度的建設者，何況反叛的起因本 是多樣的。 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 性，並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 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繫，並且深孚民心之後，才逐步時進時 退地提民主要求，並擇時施壓和適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當然，一 旦革命形勢成熟，專制勢力陷於四面楚歌之絕境，則應果斷地對其全 面攤牌。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 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鬥爭其實質是利益衝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 根本對立。共產黨不肯還政於民並非捨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 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 呼籲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 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 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6．4」的餘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 來，儘快找到各自參與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1998年6 月2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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